今天到市委组织部参加一个差不多没有什么新意的所谓“人才发展规划”会议。说到人才问题,大家想起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: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
钱学森老人是智慧的,在他的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,或者说是当下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把问题想透的人,遗憾的是这样的问题只是在钱学森老人溘然长逝之后,才又被人“猛然记起”,似乎还有震耳发聩之功能,遗憾的是钱学森老人并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。
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保守、落后、封闭和僵化是举世罕见的,教育的根本目的实际上不是吸收人类普世文明、激发人的全面发展,而是桎梏、压抑、磨灭人的灵性和创造;不是顺应时代、社会发展和需求,主动相应,超前部署,投资未来,而是教育部以行政指令和长官意志,规定和制约着一个庞大教育系统的运行。不太可能按照教育规律来做事,而把精力用在管理具体专业、课程、招生计划等微观层面。真是这样,我们的教育部、甚至比教育部更高的机构,居然要管高校开设什么课程,举办什么专业,要管高校招生的数量、结构和规模,要管高校的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助教的数量和结构,等等。
考虑到如此这般的体制制约,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正常的,相反,在中国现行体制下,如果还人才辈出,倒是一个颇令人费解是事情。
没有好的体制,不可能有杰出的人才;一个曾经杰出的人才,进入一个僵化的体制,也只能江郎才尽,变成一个庸才。
曾经给世界文化贡献出《之夜》、《家》和《雷雨》的茅盾、巴金和曹禺,在解放后几十年不曾写出一部同等水平的著作;60年的光景,没有出现一个称得上“思想家”的人物,更不要说像孙中山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这样的人;至今有几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,要么就是外籍华人,要不就是台湾地区的华人;我所在学校先后出过40多位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的院士,在“院士厅”里,挂满一墙,可谓蓬荜生辉,但是他们大多是解放前留学海外,学成归国的学者,没有一个是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内培养出来成为院士的人。
钱学森问题很深刻,但是也很简单。如果要问:钱学森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?我说,不是问题!